这一年，高晓松27岁，但已经开始回忆。“那是一个白衣飘飘的年代”，来自诗歌、音乐的片断透露出唯美而忧伤的气息。

　　这一年，许知远24岁，也开始了对无限漫长青春期的追忆。“纳斯达克的一代”，注定了光荣与梦想并存，也注定了激情远远胜过忧伤与迷惘。

　　这一年，一份命名为《八十年代》的刊物在四川大学创刊，一个“生于80年代”的群体令人谅讶地出现在世人面前。“我们才是我们的代言人”，他们如是说。

　　这一年，我21岁，大部分时间埋头在书堆与网络之间，突如其来的忧伤和不断的聒躁严重影响了我的阅读与娱乐，我甚至还来不及做出应有的思考与判断，便卷进了一股不可终止的旋涡流之中。

　　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？当我从学校图书馆走出来，在街头看到标着“我秀故我在”的《新周刊》时，我开始感到了自己的落后，原来这已是一个做秀的年代。给这个时代冠名的，正是那些六七十年代的人，他们笼统地声称，他们要的是轻盈，要的是飞一样的生活，他们有理由给自己扣上“飘一代”的帽子。然而我们这一代人(生于80年代)，大部分还躲在象牙塔里，多多少少还在为理想奋斗着，外面世界的精彩与无奈离我们还有些距离，我一直以为我们是不需用什么来标榜的，但是这也恰恰构成了我们致命的弱点，什么也不在乎导致什么也不重要，可一旦发现自己同样充满欲望时，渴求反而比任何时候都要猛烈和迅速。

　　在学校的大礼堂里，我捉到一位同学的真实表面，“我们只能模仿了，我们没有能力和时间去创造什么，所以我很珍惜这样的活动，给我们表演的机会和舞台”，获得那场“模仿秀”冠军的他冲着台下疯狂地跳着和歇斯底里地叫喊着。事实上也是这样，痞子蔡那个plan一遍又一遍被copy，周星驰的话被当作经典爱情物语被反复套用，80年代的“白衣飘飘”与现在的“黄发飘飘”，究竟是抒情一代的浪漫还是copy一代的做秀更贴近我们的心灵世界？

　　然而，当我随着高晓松的音乐，许知远的思路行走在校园里时，我的内心也满是忧伤。这样的忧伤似乎来自每一处，灯火辉煌的图书馆，烟火袅绕的小食街，大而空旷的自习室，饭菜可憎的大食堂，温情脉脉的小酒馆，那些地方花掉我大把大把的时间和金钱，那些地方也给了我零碎点滴的幸福。当我再次行走在这个城市一个叫上马村的地方时，才发现这样微弱的幸福感对我而言是多么重要。那几乎是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落，那里有睡眼蒙的警察，有露着大腿走过的姑娘，有日复一日捡垃圾度日的妇女，有发着刺耳声音的热水器，也有收费的公共厕所，还有一条不知道把人带向何方的小路。与废墟与垃圾共生，是一幅再真实不过的写实画。

　　2000年的一个难眠之夜，我们一大群朋友集中在一起，策划办一份叫《二环路以外生活》的刊物。这个城市的边缘给我们太多的感触，那些破乱不堪的小道与到处是路的互联网，叫我迷恋了许久。没有中心，没有约束，边缘与隐秘的世界往往才是真实的具体体现。我并不喜欢现代、当代、后现代这些词，我喜欢当下，是的，惟有当下才会使我有具体的、真实的感受。你能准确地说，张艺谋炮制的那个爱情故事发生在什么年代？我却可以说出贾樟柯的“小武”就生活在我的周围。

　　90年代以来，我们经历多次别人对我们的精神颠覆与新词汇的启蒙。如果说开始还给人一点点观念的更新火花，那么后来则是一根牵牛用的绳索，我们不止一次地被牵着鼻子走进一个个文学游戏中。越来越哗众取宠的形式主义叫人怀疑，不断出笼的新生代、晚生代，暴露了他们要做代言人的野心。这时候许多艺术家的“气质”令人瞠目结舌，解构一切的勇气会叫人恐惧。当许多文学沦丧为单纯故事时，它的读者也就只是那些浪漫气质的中学生和百无聊赖的大学生，钟情于讲故事而淡忘了真正的文学为何物。

　　是谁在混淆我们的视听？是谁在操纵着话语？是谁想做我们的代言人？又是谁在新世纪嚎叫？

　　过早成熟的韩东写下了《你见过大海》，把抒情的可能性降低到零下几度，随后的《有关大雁塔》，则把抒情彻底冻结。可是韩东错了，当那些山里的孩子扑向海洋，终尝海水的苦涩和大海的无情，不情愿给海水淹死，然后永远离开那里，你能说那个热情孩子可耻吗？当我们面对真实，依然抱有幻想，幻想有一天像海燕在蔚蓝无垠的海上自由翱翔，这幻想本身可耻吗？

　　“生于80年代”，我还没有完全把我的生命绚丽展开，可是无边的聒噪却生硬地剥开我还没有成熟的果实，使她的果液流得满地都是。